我的谍战岁月

　　一九三六年，上海，初春。
　　春寒料峭。
　　程千帆打开窗，看了一眼窗外，天色阴沉的似乎要滴下水。
　　眼角的余光在观察弄堂口，人来人往，没有什么异常。
　　可以听见卖馄饨的刘阿大又在和马姨婆争吵。
　　马姨婆是惯占便宜的，每次都会有各种借口，馄饨馅小了，味道太淡了，皮薄，皮厚。
　　刘阿大每每不得不多赠一碗馄饨汤，马姨婆则会洋洋得意的离开，嘴巴里没忘记说一句‘虾皮太少’。
　　刘阿大每每就会说下次不会再卖给你。
　　程千帆脱下巡警制服，开始换装。
　　深V领粗棒针织衫穿在他的身上，拉长了上身线条。
　　外面叠穿了针织衫毛衣外套，让整体造型立刻有了层次感。
　　这是很常见的文化人的穿着打扮，使得程千帆身上多了许多的书卷气息，像大学里的学生，或者是学堂里的年轻教师。
　　今天是和老廖约定的例行接头的日子。
　　每当这个时候，程千帆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火热的。
　　他相信每一个地下工作者，和自己的同志接头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
　　地下工作者是孤独的，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复杂且危机四伏的。
　　时刻要保持警惕，和敌人，和周围的环境斗智斗勇，容不得半点失误。
　　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和同志见面，聊聊天，谈一谈工作，想象一下大家心目中祖国美好的明天。
　　哪怕接头的时候不会接触，甚至不能说话，但是只是一个眼神，也是对彼此最大的鼓励。
　　我们不是在孤独的战斗，我们有同志。
　　程千帆想到和老廖有一回聊天，老廖比划着说他最欢喜（盼望）的是，年底了，在自家祖宅院子里嗮太阳，抽一袋烟，喊一声，（外）孙子（外）孙女们围在他身边，爷爷姥爷的闹腾他，那真是美滋滋。
　　程千帆沉默了，没说话。
　　老廖是东北人。
　　全家参加抗联。
　　有一个老伴、三个儿子，俩闺女，都牺牲了。
　　老头现在是孑身一人。
　　这老头心里苦，心里有恨。
　　国仇家恨。
　　……
　　半小时后。
　　程千帆在法大马路等电车。
　　他的手里拎了一瓶高粱酒。
　　法电2路从十六铺到徐家汇，途经法大马路、金神父路等闹市区，是法租界最重要的交通线。
　　程千帆是要在霞飞路下车。
　　老廖则在站点等他。
　　程千帆届时下电车，老廖假装上车，两个人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接触，隐蔽而快速的完成情报或者是物品的传递。
　　电车拥挤，等候的乘客众多，一般老弱是很难挤上车的。
　　上海报界曾经用了一个夸张的标题来形容坐电车之难：“冲锋陷阵的挤电车”。
　　“勇敢的乘客，不等铁门拉开，便由车窗或车头、车尾奋身跃进车厢。
　　等到你从大门进去，车厢里已是人头攒动，挤得像沙丁鱼似的透不过气来。
　　车站下遗留下一批老弱残兵，他们把希望寄在下一次车上。
　　性急的便只有出高价雇三轮车或人力车，或者是辛苦自己的脚底板了。”
　　所以，老廖年迈，他会假装挤不上电车。
　　这很合理。
　　合理性是一个地下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这是‘竹林’同志叮嘱、程千帆时刻铭记于心的。
　　然后，如果老廖选择在原地等下一班电车，就说明一切正常、上级也并没有紧急通知，一切照旧。
　　如果老廖做出等不及电车的样子，选择走路离开，就说明事情紧急，两个人需要立刻找机会碰面。
　　除非是老廖或者是程千帆暴露了，有人一直盯着他们，否则的话，这种接触方式是不会引起旁人注意的。
　　电车是一个载体，一个很好的掩护工具。
　　……
　　程千帆好不容易挤上车。
　　第一眼就看到了李浩。
　　李浩是法电2路的售票员，穿着一身黄斜纹的制服，一只用来装票款的白布袋斜挎在肩上。
　　他的手里紧紧攥着票夹，目光如炬般地盯着上上下下的乘客，嘴巴里喊道，“上车的乘客票子买起来啊！”
　　程千帆没说话，和李浩的视线碰了下，掏钱买票。
　　李浩朝着程千帆微不可查的摇摇头，意思是没有人跟踪。
　　作为电车售票员，位置不错，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能把上车的男女老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他一边用余光观察走向里面的程千帆身后有没有异常，一边提高嗓门冲着一个长脸的乘客喊道，“侬买的是四分洋钿车票，顶多乘到金神父噢！”
　　……
　　老廖穿着老旧的薄棉袄，没有挤在人群里，而是在角落边上站着，手里拎着一瓶黄酒。
　　这个位置不错，视野很好，方便观察。
　　老廖看了一眼黄酒，叹口气。
　　今天是老伴和老幺的忌日，几个兔崽子都好酒，俩闺女也能喝上两口。
　　尤其是老幺，最喜欢自家酿的高粱酒。
　　没买到高粱酒，也不知道老幺会不会闹别扭。
　　老廖鼻子发酸，仿佛看到了老幺拉响了手榴弹，和鬼子搜山队一起没了的画面。
　　那是他最疼最疼的老幺啊，就这么没了，找他几个哥哥姐姐去了。
　　……
　　在几十米外，街边的一个民房的二楼。
　　“组长，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