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从何说起

　　懂点人口数据的都知道，除了六十年代初的那批大叔大婶，姨妈姑父，老哥老嫂子们。就属我们这批八五后出生的人口最多了。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我们这批八五后正好是前边这群大叔大婶姨妈姑父，老哥老嫂子们爱的“结晶”。但我不是。
　　我大我妈都是四零后，建国以前出生的。我不记得从何时起，现在管自己老子叫大大的越来越少了，大概是从香港回归以后吧。现在都改叫爸爸，在亲切一点呢，叫芭比。以至于后来有个什么节目主持人，还是演员或者歌手的屁大孩子叫什么大大的，我都想上去踹他的卵。
　　怎么说呢，我们这一批人啊，能吃上白面馍馍了，但是对于猪头肉方便面火腿肠此类奢侈品还是不能达到想吃就吃想吃就买的地步，尤其是猪头肉，曾几何时那下乡卖猪头肉的“独眼”大叔曾让我无比的羡慕嫉妒。他骑着个脚扎车，学名自行。后边车腚上驮着个白铁皮做的容器。里边装满了“琳琅满目”的猪大肠，猪肝猪肺，猪头肉。那个年代的土猪吃不上这个年代的精料，全是吃晒干脱水粉碎的地瓜秧子，花生壳，偶尔吃点榨油以后的花生渣饼，玉米面。但是那肉，在纯粹猪食的加持下，格外的香啊！几百米开外，吆喝声没到，香味已到！那香味是对我的童年，我鼻腔粘膜最灼热的洗礼。我闭上眼睛，我就想那猪大肠跑到我的煎饼卷里，吃的满嘴流油。
　　农村的收入来源是及其有限的，地里的庄家长的是极不情愿的。所以父亲不得不是精打细算的，父亲也不得不是，极其严厉的。我们也没有胆量跟父亲撒娇卖萌来获得唇齿留香的，来自猪大肠猪头肉的快感。
　　父亲出生于1944年，跟母亲同岁。因为对于养个闺女的执着。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了我，这个母亲口中的“追腚灵”。就是没事就得贴着母亲，母亲偷偷的去忙农活，撇下我的时候，我就嗷嗷叫唤，甚至大冷天，穿一件秋裤就跑在大街上一边哀嚎一边“捕风捉影”那又不知何踪的老母亲。以至于每次找到母亲的时候她总是有些“气急败坏”确又藏着一些慈柔的叫我“小驴羔子”或者“小驴疙瘩儿”。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骂声里更多的是爱。以至于后来我老是不爱叫孩子的小洋名，管我那大儿子唤作“大狗”管我那小儿子唤作“二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鲁东南这一块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们还是挺多的，有疤锅疤盆的，有扎橼子扎簸萁的，有磨菜刀磨剪子的。有盲人拿着竹竿破锣给人算命的，有拿着不知是盐酸混合物还是硫酸混合物给青年，识字班，妇女小媳妇儿点“慘子皮”点痔的。逢年过节送财神的。要饭的叫花子也经常能看见。不过都是几个老面孔。可能因为这一块总是能要到几口热乎可口的，甚至经常会在这一块短期驻扎。民风淳朴啊。善良的人，更容易被叫花子惦记！
　　那个年月啊，电视机刚刚流行，也收不到几个电视台，当然了，猪头肉都吃不上的家庭怎么可能奢望电视机呢。可能咬咬牙也能买的起，不过还是要精打细算，计划开支。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坚决不能花在刀把上！要给大哥盖房子说媳妇，要给二哥盖房子说媳妇，然后再给三哥盖房子说媳妇儿。对了！我是老三，我就是我三哥！好像我妈就是我大姨一样！。其实近些年听母亲讲，在大哥之前，夭折过一个几个月的大哥，不然，很可能我是老四，或者压根就不可能有我。我呢，对这些小商贩格外好奇，只要听见他们开始走街串巷的吆喝了。我就嚷嚷着要去“观摩”，看他们修修补补，看的出了神儿。被他们精湛的，养家糊口的艺术所吸引。他们用一个类似古代弓箭一样的，自制的手工钻能把摔破的土陶瓷做的锅碗瓢盆，钻上小眼，用弓子形铁丁紧固。竟然完好如初，只多了一条犹如受伤的皮肤鼓起的蚯蚓状疤痕。他们脚踩着一种可以吹气的家什，手拿一把冒着火苗的铁枪，可以把摔坏的塑料盆修补的不失美感。经久耐用。他们拿着大号剪刀，小铁锤。敲敲打打可以给铝制锅盆换一个崭新的“肚子”。我～大为震撼！
　　当然了，我最盼望的是下乡卖好吃的的，有炸大米花玉米花的，有卖年糕的，卖油条凉粉糖葫芦的，有一次在我的一番“软磨硬泡”下又从母亲那里搞来了五毛钱。九十年代初期的革命老区。那五毛钱真叫钱啊，当时一个劳力出一天大力也就几块钱十来块钱。我拿着这张五毛“大钞”满心欢喜的跑到卖年糕的大叔面前，一脸期待的说“咖五毛钱的！”大叔笑嘻嘻的说“五毛钱的你吃不了”，“打赌，我吃的了，你再免费给我咖上五毛钱的？我说。“行！依你。”大叔说。于是乎，我当着他的面一阵“狼吞虎咽”还没等吃完，我看见大叔已经把“愿赌服输”的那一块给我割好了，递到我手里。民风淳朴啊！这一单本就薄利的生意变成了无利了。善良的生意人，想必您现在的生活必定红红火火，子孝妻贤。您那粘米红豆，大枣做的年糕填到了我的心里，甜到了我的岁月里啊！
　　至于油条凉粉，这些父亲口中“当不了饭吃”尤其是这个豌豆凉粉，一斤豌豆加水做五六斤凉粉的零嘴，平时是及少买的。年糕么，还能吃饱省下一个大馍。父亲母亲都是经历过五八年饥荒的年代。都是幸运的没有饿死的人。母亲可能还好一点，听父亲说那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