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时候，我做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被知青办安排在大兴安岭山区插队，接受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风雪，炼红心，斗天地，铸铁骨。
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感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总共才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
屯子里的人靠山吃山，除了在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主要通过进山打猎得来，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不是问题。
可那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好早，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因为往年在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以渡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
这十年不遇的反常气候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开始下起大雪，然后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猎枪，带上猎犬，争先恐后的进山“赶冬荒”，同老天爷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地套狐狸射兔子，否则再晚一些，山里肯定会刮起只有冬天才刮的白毛风，那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那样的话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
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恨不得平空生出点乱子出来才好，见猎户们成群结伙的进山围猎，顿时来了兴致，摩拳擦掌的跟我商量，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
我对进山打猎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惹得老支书发了飙，不让我们再胡作非为，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削坟砖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行动，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配合默契，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万一出了岔子，大伙全部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即使知道基本上是没戏，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又去找支书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呆着，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
胖子也对支书强调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
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别跟我扯犊子，瞎咧咧个啥？毛主席不是还那个啥来着……，对了……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要服从组织安排，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看这雪下的，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我看干脆就这么办，你们青年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我可告诉你们俩，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只好做罢，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好过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别，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
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赶上什么吃什么，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
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抱怨，因为知青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跟知青在一起的时候，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她挎上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很远，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
不过听燕子讲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人在雪地中趟着积雪走很吃力气，走不了多远就